针对这类情况，周垂坤律师进一步解释称：比如说自杀者本来没有自杀的想法或者自杀念头并不强烈，但怂恿者不仅多次言语劝诱他人自杀或打击他人活着的信心，还帮助他人规划自杀路线、选择喝农药或割腕等自杀手段、确定高楼或河边等自杀地点、提供农药或刀具等自杀工具等。且同时怂恿者在自杀现场，与自杀者在自杀前有沟通或与自杀者保持电话沟通直至自杀者完成自杀行为。因为存在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网页检索记录或自杀工具的购买记录等证据，便能直接证明怂恿者实施了怂恿或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
周垂坤律师表示，面对怂恿他人自杀的问题，不仅要从法律角度考量，还要从道德、人性方面考虑。“法律是有温度的，但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对于怂恿他人自杀，既反映出人性的冷漠，也反映出道德的沦丧。因此，不仅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还要提高网络直播平台的审查能力，在出现自杀直播时，积极报警、联系自杀者，积极挽救鲜活的生命。
